讨论气候因素前，先从汉帝国的中心区域——关中盆地讲起。

汉高祖刘邦登基定都于雒阳，及闻娄敬、张良建言，遂定都关中盆地，也就是八百里秦川，在关中的中心地带丰镐、秦咸阳的附近建立了长安城。娄敬、张良着眼于关中地利，经济上看，关中“沃野千里”，乃是“甚美膏腴之地”；军事上看，“阻三面而守”，面对东方叛乱势力可以做到“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此后，高祖至文景时期，东方多次叛乱，都被中央强力镇压，证明了二人的判断完全正确。

关中盆地作为中国统治中心（西周、秦、西汉、北朝、隋唐）长达近千年的光阴。历史证明，张良所誉“金城千里”的地利条件（东据崤函之固，西陇山，南秦岭，北渭北山地）并未成为政权永固不败的堡垒，相反我们见证了多少帝王将相轮番罔替，关中强则政权兴，关中败则政权亡，长安城的一次次破败与重建进而铭刻成中国历史独有的“周期律”长卷。

地利的诸多元素中，娄敬、张良提出了地势上优势，但还有一个关于关中盆地的核心元素未被提及，那就是气候条件。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北方正处于最适宜的温暖期，也只有温暖适宜的气候，关中盆地才能形成“沃野千里”“甚美膏腴”的农耕优势。然而，气候总是风云变化，不可阻挡地决定着关中以及整个国家的盛衰。建都关中的西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传统史家认为，西周亡于政治衰败，蒙文通先生与竺可桢先生都提出过异议，认为这一时期可能有一次大的气候变化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现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发现，在西周灭亡的前后发生了一次极端气候事件被称为2.8ka事件。2.8ka事件主要发生在公元前820年‒前700年，历时约120年。这一时期北半球温度降低，东亚季风减弱，关中及整个黄河流域逐渐由温暖陷入严重干旱与寒冷。《竹书纪年》记载“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厉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年，大旱”；“周幽王四年，夏六月，郧霜。”；“周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等，均说明了夷王至幽王年间气候的干旱和寒冷。2.8ka事件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农耕衰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及至统治秩序最终崩溃，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被迫南迁，与西周政权军事冲突日益频繁，公元前771年，游牧部落进犯都城丰镐，周幽王被杀，幸存的皇室随即东迁至洛阳地区，标志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了关中盆地的周王室，也失去了“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优势。春秋初期，气温再度回暖，此时关中盆地将迎来朝气蓬勃的新生的力量——赳赳老秦！

汉武帝时期，气候从温暖期过渡向寒冷期，这对当时社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影响武帝朝乃至整个西汉中后期的大危机在之前的温暖期就已经埋下了。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北方正处于最适宜的温暖期，气候条件适宜创造了极佳的农业发展机遇，秦、汉两代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推行了向关中与边郡移民的政策。由政府主导的大量人口迁入，开垦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新垦之地土壤条件更为肥沃，气候又温和，收成高，进一步刺激了开垦行动，人口进一步提升，乍看起来，这是富国强边利民的大好事。但是，谭其骧先生指出，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开垦，不可能采用什么有计划的水土保持措施，反而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从汉文帝十二年起到王莽始建国三年止一百八十年中，黄河绝溢了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都导致了改道。汉武帝时期黄河就绝溢了两次，重大水灾也达6次之多。黄河下游地区日益凋敝，逐渐成为朝廷的重大负担。福兮祸之所伏，温暖的气候条件客观上催化了“实关中”“戍边郡”政策，而表面繁荣背后却是日益临近的深渊。

气候温暖之时，关中尚能统率乃至支撑天下；气候转寒之际，关中也将带着西汉走向末途。武帝朝作为暖寒过渡时期，其影响可以从一组数据看出端倪。综计西汉大旱(26)、水灾(19)、蝗螟(15)、雪灾(9)，为灾共69次之多，而武帝一朝则有大旱10次、水灾6次、蝗螟10次、雪灾5次，总数竟然达31次，占西汉一代总数的45%。可以看出，武帝一朝饱受的灾害之苦。现代研究表明，206BC~121BC(西汉前期)和80BC~51BC(西汉中期)相对丰收，而120BC~81BC(西汉中期)相对歉收，武帝一朝（141BC~87BC）相对于汉初与宣帝时期，处于相对歉收状态，而武帝时期对匈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发生在127BC~119BC，可见国运成败其实与国家农业生产丰歉紧密关联。武帝朝后期对外用兵未建奇功，恐怕也与灾害频发、农业歉收有关！

历代对武帝时期最经典的批判就是“外事四夷”“内侈宫室”，将西汉中期社会凋敝的原因单单归结于此，使得漫长时期汉武帝都是一个风评极差的皇帝。而频繁的自然灾害重创农业生产这一更普遍更严肃的客观原因遭到了忽视。这与西周灭亡单咎于失政亦颇有类似之处，着实吃了古代没有气象学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