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绝对乐观和绝对悲观同时发生时,你才有机会利用价值观差异,做成这个买卖。”
韩国,疯了。
企业赚疯了——
三星、SK海力士,因为AI链上最赚钱的HBM高带宽存储芯片,市值双双突破万亿美元,并有望在今年双双实现万亿人民币级净利润。
股市涨疯了。
在AI科技,主要是三星、SK海力士的带动下,6月1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以8788.38点报收,继续历史新高之上高更高。
短短半年内,韩国股票综合指数已成功翻倍,暴涨108.85%,秒杀世界其他股票指数。
人被比疯了——
SK海力士、三星员工今年分别有望人人分到超过500万、300万人民币的奖金。这相当于一般人工作好多年,一般人一看,就疯了。
这还没疯完。
三星、SK海力士股价暴涨,买了股票的,也可能一天就赚到相当于工作一年、几年的钱。没买股票的一看,一比,也疯了,还发明一词:
벼락거지(晴天霹雳,一夜赤贫)。
什么意思呢?
诺基亚前总裁说,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但失败了。
既不是三星、SK海力士员工,也不是三星、SK海力士股民的韩国人说,我什么都没做错,看着别人赚钱,我晴天霹雳,(相对)赤贫了。
别人赚钱,自己被晴天霹雳。韩国人这境界,和我们的——相比自己的失败,还是朋友的成功,更加令人难受,有一拼。
最疯的,还是韩国政府。
眼看两大公司股票一直涨,没股票的一个个疯。5月27日,韩国交易所一口气批准了18只单一股票两倍杠杆ETF上市,全都锚定三星、SK海力士两大标的。
相当于,政府给老百姓降门槛,放杠杆,押注三星、SK海力士。
短短两天,韩国ETF规模便历史性突破500万亿韩元。
相当于,整个韩国都把前途命运押在了这两家公司,押在了AI之上。
整个国家一起赌,带着杠杆赌。
这才是真正的豪赌,赌出了长鑫科技的合肥,见了也必须叫师傅。
▲首尔汝矣岛站,地铁站台上张贴着ETF广告
图源:NEWDAILY
豪赌AI,岂止韩国。
现在,美股前10大市值公司,英伟达、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台积电、博通、Meta、特斯拉、美光——全部AI强相关。
A股前10大基本还是金融与大央企,但投消费、投资源,投化工的基金经理,都在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换仓,买入芯片、光模块,买入AI。
日本把软银、NEC、本田、索尼凑一起,做了家AI基础模型开发公司。
沙特,最新消息是要砸近3000亿美元押AI。
孙正义,这些年恨不能把内裤都脱给Al。他甚至为了凑钱赌OpenAI,清仓了德意志电信、阿里巴巴和T-Mobile等股权。
就连长期观望,质疑大于相信的巴菲特,也开始举白旗,大把买入谷歌之外,还宣布100亿美元参与谷歌800亿美元的AI算力融资。
买AI的都赢了,反之则“死”,至少目前是这形势。
孙正义靠AI,在互联网泡沫20多年后,重回亚洲首富位,软银也超越丰田成了日本最大上市企业。
此前对AI无作为的巴菲特,则被AI股打脸,伯克希尔也被甩出美股10大之外。
AI无限风光,非AI则满是凄凉。
年初,华尔街一个叫Josh Brown的家伙,提了个HALO(Heavy Asset, Low Obsolescence)资产概念,意思是稀缺且难复制的重资产,值得重新估值。
有那么几天,这个概念还行,摩根士丹利、高盛也都跟着一起喊,试图打破AI风光这边独好,但结果却是好景不长。
没几天,HALO资产,就变成Bye bye资产了。
华尔街又回到了硅谷频道。
相比黄仁勋、马斯克、奥特曼,高盛老板,摩根老板的话,已像空气。
1993年,李嘉诚的幺儿,在斯坦福喝过高科技洋墨水的李泽楷,创办了一家叫盈科拓展的公司,并跟香港政府达成合作:发展数码港,做香港自己的高科技孵化器。
数码港的科技没怎么搞成,但李泽楷用它,把自己搞成了风云一时的小超人。
期间,他先是借壳把数码港PPT变成了上市公司——盈科数码动力,然后又用几乎空壳的盈科数码动力为支点,放了一把3000亿港币的杆杠,搞了把世界级大交易。
那是2000年,互联网最疯狂的时刻。
当时,披着互联网科技外衣的盈科数码动力被市场极力追捧,1999年5月借壳上市当天,其股价就大涨9倍,此后不到1年,公司市值就飙到了2000亿港币附近。
仿佛一夜间,李泽楷成了新世纪财富英雄,但看着公司股价猛升,他内心却是深深的不安。因为他自己清楚,盈科几乎是空壳,市值终究是虚的。
也就在这个当口,持有香港电讯54%股权的英国大东电报局,希望卖掉香港电讯。
李泽楷和他的搭档——深得李嘉诚信任,也曾是港交所史上最年轻总裁的袁天凡,听到消息喜到情不自禁。香港电讯有扎实的业务,现金流,如能收购,将把盈科做实。
然后,他们飞速展开了围猎,并最终以1000亿港币(约120亿美元)现金加2000亿港币股票,击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扬执掌的新加坡电信,收购了香港电讯。
整个过程,不到18天。
其中,2000亿股票就是盈科的股票,120亿美元现金则全从银行财团借的。
可以说是活生生地空手套白狼。
甚至,算盘打得精的袁天凡还不止借了120亿美元,而是借了130亿美元。
他2006年接受我的专访时回忆说,“虽然盈科市值很高,但没现金的,所以我想给公司运作留一些钱,估计银行也能答应,所以,就多要了10亿美元。”
银行为什么借呢?跟李嘉诚有些关系,但关键还是袁天凡告诉银行——
“你不要看我盈科没有钱,你要看香港电讯值不值钱,能不能还你这个钱。因为,你借钱给我,我是要买下香港电讯的,将来我也可以用香港电讯还你钱。”
这相当于,你有一个持续盈利的企业,我用你的企业做抵押找银行借钱,然后用借来的钱把你的企业买了。
我至今还记得,袁天凡回忆起当时的兴奋与感慨。他说,直到大东电报局签字,他都想不出,“他们为何要做这样的生意。”
后来,袁天凡将这桩世纪大交易,称为一百年、两百年也不一定能发生的世纪奇案,并且给出了为什么能做成的答案。
袁天凡说,“只有绝对乐观和绝对悲观同时发生时,你才有机会利用价值观差异,做成这个买卖。而这种差异,一百年,两百年恐怕也不容易出现。”
比如当时,大东电报局就是对互联网绝对乐观,而对传统电讯绝对悲观。
李泽楷、袁天凡正式利用了这个绝对,才用自己近乎虚无的互联网,换了个3000多亿净值的可持续业务。
而如今,一个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光模块公司可以市值超万亿,一年利润1300多亿、资产规模超过14万亿的全球头部金融集团中国平安,市值却不到万亿。
似乎也已是绝对的乐观,绝对的悲观,在同时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