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者宋健：中国家庭生育的理想与现实】低生育率常被归因为“年轻人不想生”或“养不起”，但宋健的研究显示，现实远比这复杂。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团队的调查中，希望终身不要孩子的育龄夫妻比例不超过2%，而超过半数夫妻希望生育二孩。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总和生育率约1.09，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区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

在宋健看来，生育并非单个个体的孤立选择，而是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工作压力、生殖健康服务和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围绕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2026年6月，南方周末记者与宋健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采访中，宋健提到，很多女性之所以不想要第二个孩子，是因为养育体验太差，比如丈夫当甩手掌柜等等。现实里，女性在育儿上付出更多往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承担。在女性已经付出很多的情况下，丈夫多换几块尿布、多做几顿饭、多说几句肯定与鼓励的话，都能舒缓她们在育儿过程中的身心压力。

“丈夫家务参与之所以关键，还因为它还涉及代际传承：原生家庭的性别分工影响孩子对性别角色的理解，生长在父亲分担家务的家庭里，男孩长大后更可能成为有责任感的伴侣，女孩长大后也不会觉得家务天然是女性的责任。好的原生家庭培养出有参与精神的丈夫，妻子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更强，从而形成正向循环。因此，夫妻合作在未来家庭育儿模式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丈夫参与家务很重要

南方周末：生育对女性职场发展的不利影响常被概括为“母职惩罚”。你们的研究也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显著阻碍生育意愿：一孩生育相对稳定不受影响，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冲击。这一发现说明了什么？

宋健：生育一孩是人之常情，特别对于已婚夫妻而言，中国仍有很强的“婚内普育”文化支撑，更像是一种内在的、被社会默认的选择。

但到了要不要第二个孩子，门槛就陡然抬高。年龄、经济、夫妻关系、工作压力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

南方周末：不少人把“没钱”视作低生育率的第一推手，但高收入家庭生育意愿同样不高，为什么？

宋健：经济负担确实是抑制生育意愿的核心因素。因为生养孩子的底气是经济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这些年来不断增强家庭经济支持的原因。

但是，生育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和综合。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时间、压力、照料资源等等其他因素。比如年轻时要生孩子最大的挑战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等工作安定下来、经济宽裕些时要生孩子，又发现时间不够，工作压力太大；等经济和工作都可以了，年龄又太大了。

我们调研发现，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困难家庭，现金支持真的能解燃眉之急；但对城市家庭，更稀缺的是可预期的时间与岗位安全——产假敢不敢休、休完还能不能回来；还有些家庭既不缺钱也不差时间，却卡在伴侣关系上。因此，生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南方周末：丈夫参与家务被你们视为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调节变量，它的作用有多大？

宋健：非常显著。很多女性之所以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就是因为养育体验太差，比如丈夫当甩手掌柜等等。现实里，女性在育儿上付出更多往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承担。在女性已经付出很多的情况下，丈夫多换几块尿布、多做几顿饭、多说几句肯定与鼓励的话，都能舒缓她们在育儿过程中的身心压力。

丈夫家务参与之所以关键，还因为它还涉及代际传承：原生家庭的性别分工影响孩子对性别角色的理解，生长在父亲分担家务的家庭里，男孩长大后更可能成为有责任感的伴侣，女孩长大后也不会觉得家务天然是女性的责任。好的原生家庭培养出有参与精神的丈夫，妻子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更强，从而形成正向循环。因此，夫妻合作在未来家庭育儿模式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生育问题时，提到很多年轻人“恐婚恐育”可能源于没见过幸福的婚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不是在吵架，就是分居两地甚至一拍两散。没有看到过幸福婚姻样子的孩子，也就很难对婚姻产生期待。当前家庭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婚育持谨慎、迟疑的态度。

全文链接：《人口学者宋健：中国家庭生育的理想与现实》